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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正在分裂開來。在美國歷史的大多數時間里，無論最富裕與最貧窮國民之間的不平等性有多高，我們都保持著世界其他地方所沒有的文化平衡——這是對白人而言。

偉大的美國民主制度年代記編者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紀30年代寫道：“越是富裕的國民就越是會非常注意使自己不脫離人群;相反的，他們經常都會寬厚地對待較低階層的國民，傾聽他們的想法，每天都與他們進行交流。”

美國人很喜歡這樣自視，但問題在于，這種說法已經不再真實。自20世紀60年代已離開，這種信仰的真實度一直都在漸進地減弱。

人們正開始注意到巨大的鴻溝。茶黨在政治精英階層中看到了高傲的態度，這個階層認為自己最具權威，并命令美國其他人都要受其約束。“占領”運動的抗議者們則在經濟精英階層中看到了同樣的東西，這個階層生活在豪宅中，乘坐私人噴氣機出行。他們在問題的一個方面來說都是正確的，但無論是政治不平等性還是經濟不平等性，都不能反映這個問題的普遍程度。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是一個文化不平等的問題。

美國人過去常常會夸耀“美國生活方式”，這個短語在1960年還被普遍使用，那時他們所說的是一種公民文化，這種文化將各個階層的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覆蓋在內。這是一種涵蓋日常生活經驗分享的文化，一種涵蓋婚姻、誠信、勤勉和虔誠等美國中心價值的共同觀念在內的文化。

在過去50年時間里，這種公民文化已經解體。我們發展出了一個新的上層階級，這一階層中的人們都曾接受過高等教育，而這種教育經常都是在精英學校中獲得的;他們有著同樣的品味和愛好，能將其與主流美國人區分開來。與此同時，我們還已經發展處了一個新的下層階級，其特征并非貧窮，而是撤離美國核心文化體系。

為了說明這兩個新階層之間的差距有多大，讓我首先從更廣泛意義上的上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之間的分界線講起，用兩個虛構的社區加以闡釋，以下分別稱為“貝爾蒙特”(Belmont)(原型來自于波士頓附近的一個上中產階級社區)和“漁鎮”(Fishtown)(原型來自于費城的一個社區，這個社區自大革命時代以來一直都是白人勞動階級的聚居地)。

就貝爾蒙特而言，我從全美統計數據庫中提取資料的人都必須至少擁有學士學位，其工作崗位必須是經理、醫師、律師、工程師、建筑師、科學家、大學教授或媒體內容制作者。就漁鎮而言，他們必須擁有不高于高中學歷的學位;如果他們有工作，那么必須是藍領工人、收銀員等技術含量較低的服務業崗位、或是郵局辦事員或接待員等技術含量較低的白領崗位。

符合我對貝爾蒙特之要求的人包含大約20%的美國白人，年齡在30歲到49歲之間;符合我對漁鎮要求的人包含大約30%的美國白人，年齡也在30歲到49歲之間。

我特別挑出的白人是非拉丁裔的白人，這是為了闡明美國的文化差異已經變得多么廣泛而深遠，因為文化不平等性并非以人種或種族為基礎。我特別挑出30歲到49歲——我稱之為全盛年齡階段的成年人——是為了表明這些趨勢不能以適婚年齡或退休年齡來作出解釋。

在貝爾蒙特和漁鎮，這里所發生的事情可以說明在1960年到2010年之間美國的共同文化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婚姻：在1960年，無論是在貝爾蒙特還是在漁鎮，結婚率都是相當之高的，前者為94%，后者為84%。到20世紀70年代，兩個地方的結婚率都有所下降，而且降幅基本相同。但再次以后，差距開始變大。在貝爾蒙特，結婚率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穩定下來，到2010年為83%;

但在漁鎮，結婚率繼續下降，截至2010年僅有少數人結婚，僅為48%。貝爾蒙特與漁鎮之間的結婚率差距從僅僅10個百分點增長至35個百分點。

單親：婚姻的另一個方面——未婚婦女生子的百分比——顯示出同樣巨大的差距。雖然政治家和知名媒體不愿提起，但非婚生育確實是個問題。無論按哪種標準來衡量，未婚婦女的子女都面臨著比離婚夫婦的子女差的生活，比之完整家庭的子女則更是差得多。即使是在考慮到父母的收入和教育問題以后，這種不受歡迎的現實也仍舊存在。

在1960年，所有白人出生人數中僅有2%是非婚生的。當我們于1970年首次開始記錄母親的教育水平時，在教育程度不超過高中(也就是擁有漁鎮教育程度)的白人婦女中，非婚生育的子女所占比例為6%;而到2008年為止，有44%是非婚生的。在貝爾蒙特擁有大學學歷的婦女中，截至2008年為止有6%的出生人數是非婚生的，略高于1970年時的1%。

勤勉度：

在1960年以后，婦女工作的標準發生了革命化的改變，但男性的工作標準則始終如一，那就是凡是健康的男性都應該去工作。但在實際生活中，這種標準在每個地方都受到了侵蝕。在漁鎮，這種變動尤其劇烈。(為了避免最近一次的經濟衰退導致這種現象被混淆，我使用了截至2008年3月份為止的數據來作為衡量這種趨勢的終點)。

在勞動階級中，勤勉度下降的主要指標是，越來越多的處于最佳工作年齡但學歷不超過高中的男性稱其找不到工作——他們已經“置身于勞動力人口以外”，這一百分比從1968年的3%低點上升至2008年的12%。12%的數字看起來似乎沒那么多，但你需要考慮的是，我們所說的是那些年齡在30歲到40歲之間的男性;而根據神圣的美國傳統，每個美國男性都應工作或找工作，而現在有將近八分之一的人沒有這樣做。與此同時，擁有大學學歷的男性則沒有發生太多變化，到2008年僅有3%不在勞動力人口中。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改變是，“不足全職工作”的比率發生了改變。在擁有工作的漁鎮男性中，10%的人在1960年時的每周工作時間不足40小時，這一數字到2008年上升至20%;而在貝爾蒙特，這一數字從1960年的9%上升至12%。

犯罪率：犯罪率的上升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20世紀80年代中繼續發展，其中漁鎮的犯罪率急劇上升，但貝爾蒙特幾乎沒有變化。從1960年到1995年，漁鎮的暴力犯罪率增長了幾乎五倍以上，而貝爾蒙特則基本持平。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犯罪率的下降令整個國家受益，但漁鎮所受影響較小，其當前犯罪率仍相當于1960年時的4.7倍。

宗教信仰：無論你個人的宗教觀念如何，都需要認識到大約有一半的美國慈善事業、志愿活動和社團成員與教堂直接相關;還需要認識到的是，與無宗教信仰的人相比，擁有宗教信仰的美國人所占有的非宗教社會資本要多得多。在這種環境下，自1960年以來全美范圍內的文化已經變得更加無宗教化的形勢令人感到不安;而與貝爾蒙特相比，漁鎮的無宗教化趨勢更加嚴重，這尤其令人感到不安。這與流行的觀念相反，即與勞動階級相比，世俗化的精英仍舊堅持宗教信仰;但來自于綜合調查項目(General Social Survey)的證據表明，幾乎沒有對這種趨勢提出異議的余地。

舉例來說，我們將那些宣稱自己根本沒有宗教信仰或是一年中做禮拜次數不超過一次的人定義為“實際上的無宗教者”，那么據1972年到1976年之間的綜合調查項目顯示，29%的貝爾蒙特人和38%的漁鎮人歸屬于這一類別;在隨后的30年時間里，貝爾蒙特人的世俗化比例從29%上升至40%(來自于2006年到2010年綜合調查項目的數據)，而漁鎮人則從38%上升至59%。

毫不夸張的說，這種分歧已將貝爾蒙特和漁鎮置于不同的文化環境下。但是，不僅僅是勞動階級發生了變化，上中產階級也已經背離了自己的傳統。

如果你是1960年生活在貝爾蒙特的一名公司高管，那么收入不平等性將把你與生活在漁鎮的建筑工人區分開來，但在文化上則幾乎不存在很大的不平等性。你過著富裕的生活，但并非十分與眾不同的生活。你的廚房更大，但你不會用它來做酸奶酪和慕斯里做早餐;你的電視機屏幕更大，但你和建筑工人都看許多同樣的節目(因為你沒有太多選擇);你的房子里可能擁有一個建筑工人房子里沒有的私人小房間，但這個房間里不會有StairMaster或小型健身游泳池(Lap Pool)等健身設施，也不會有任何用來監控你體脂肪的儀器。你和建筑工人都會喝Bud、Miller、Schlitz或Pabs，但你不會喝“精品啤酒”(boutique beer)。你和建筑工人很可能都會抽煙;但如果你不抽的話，那么不會在別人抽煙的時候輕蔑地瞪著他們。

在度假時，你和建筑工人很可能都會帶著家人去海邊或是去做釣魚航行，但你們都不會住五星級酒店。如果你曾到美國境外旅游(很可能你從未去過)，那么會是去歐洲的一次性旅行，在14天時間里游覽8個城市，而不是現在每年都會有的兩三次境外游中的一次，這些旅行有可能是商務旅行、參加會議或是在哥斯達黎加的云霧林中度過的生態假期。

你們可能都住在大多數人只有高中學歷的街區中，可能你自己也是其中一員。你周圍的人中如果有人擁有大學學位，那么幾乎一定是從州立大學或小型教會學院中獲得了這種學位，這些學校中的學生大多數都是家庭中第一代上大學的人。除非是在學術界、投資銀行、少數基金、中央情報局(CIA) 和國務院中供職，否則你很可能不是畢業于哈佛、普林斯頓或是耶魯。

即使是將你與建筑工人區分開來的收入不平等性，也很可能是在你成年以后才出現的。你的父母很可能也是勞動階級或中產階級，他們的收入與建筑工人沒有太大不同，他們也曾居住在與建筑工人很相似的社區中，你從童年起就熟悉了建筑工人的生活結構。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現在將貝爾蒙特人與漁鎮人區分開來的差異并非災難性的，但我提到過的上中產階級的突然轉變——酸奶酪和慕斯里等諸如此類——是一種在貝爾蒙特發展起來的區分性活動。這與貝爾蒙特人所吃的食物、他們的飲食習慣、他們結婚生子的年齡、他們閱讀的書籍(及其數量)、他們所看的電視劇和電影(以及花在看電視和電影上的時間)、他們喜歡的幽默方式、他們照料自己身體的方式、他們房子的裝飾方式、他們的休閑活動、他們的工作環境、以及他們養育孩子的活動有關。總體來說，這些都是文化上的差異性。

這種情況正在變得更加糟糕。貝爾蒙特人中的一個小團體包括那些已經進入美國上層社會的人，他們管理著整個國家，這意味著他們會為你能看到什么電影和電視劇負責，為你能看到和讀到什么新聞負責，為美國公司和金融機構的命運負責、為政府創造的法律體系和法令法規負責。他們是新興的上層階級，與貝爾蒙特人相比，他們與美國普通大眾生活之間的差距更大——這種差距不僅是社會性的，同時還是空間性的。這種精英階層的成員正日益按照郵政編碼將其自身細分為“超級富有”和“超級精英”兩種，因此我將其稱為“超級郵編”(SuperZIP)。

在1960年，美國已經以著名精英社區的方式擁有相當于“超級郵編”的人群——如紐約的上東區、費城的Main Line、芝加哥的North Shore和比佛利山莊(Beverly Hills)等。但是，雖然這些精英階層擁有聲望，但這一階層中的人并不一定大富大貴，甚至未必生活富裕。在1960年最著名的精英社區中，有14個社區的家庭平均收入談不上富裕，僅為8.4萬美元(按今天的購買力計算)。在這些精英社區中，僅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擁有大學學歷。

到2000年時，這種差異有所縮窄，上述14個精英社區中的家庭平均收入翻了一番，至16.3萬美元;擁有學士學位的成年人的比例為67%，遠高于1960年時的26%。精英社區不僅正變得同樣富有和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同時還在形成越來越多的群組。

如果你被邀請參加一名華盛頓精英的宴會，那么你很可能將來到其位于喬治敦的家中。喬治敦再加上西北特區(Northwest D.C。)、Chevy Chase、貝塞斯達(Bethesda)、波多馬克(Potomac)或麥克萊恩(McLean)，這些地區總共包含了13個相鄰的郵政編碼。如果使用一個基于教育和收入的指數來對整個美國的所有郵政編碼進行排列，并將其按百分位進行分組，那么將會發現這13個郵政編碼中有11個處于第99個百分位上，其他兩個處于第98個百分位上。有10個郵政編碼處在第99個百分位的上半部分。

在紐約市、洛杉磯、舊金山-圣何塞地區、波士頓及其他一些大城市地區，也可以找到相似的“超級郵編”群組。由于在這個國家中運營大型公司通常都意味著生活在這些城市中的一個附近，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與1960年時的精英階層相比，當前美國的精英階層實際上生活在一個文化遠為稀薄和孤立的世界中。

這種孤立現象還在變得更加惡化，管理這個國家的人們正越來越多地在這個世界中誕生。與1960年時典型的精英階層成員不同，他們對新的上層階級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一無所知。我們正在看到越來越多的精英階層第三代成員，他們的祖父母甚至都不能給其帶來一個了解其他美國人生活的窗口。

這些新的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為何會產生呢?在說明新的下層階級形成的問題上，從左翼觀點出發的簡單詮釋是站不住腳的，其原因并非在于白人勞動階級中的男性不再能夠賺取使其可以結婚的“家庭工資”，因為在2010年中，勞動階級工作崗位上的一般男性工作者的收入與1960年是相同的;也并非在于惡劣的就業市場導致心灰意懶的男性工作者退出勞動力人口，因為在不好的年景中，退出勞動力人口的人數增長速度與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以及21世紀00年代的經濟繁榮時期中是相同的。

正如我在此前的大多數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我認為20世紀60年代中的改革活動是情況惡化的開端。在這個年代中，對女性而言，社會政策的改變使其在沒有丈夫的情況下生育子女在經濟上變得更加可行;對男性而言，這種改變使其能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下過活。社會政策的改變還使得人們能從事犯罪活動而無需承擔后果;對于處理所在社區中的問題來說，原本必須由你和鄰居處理的問題可以由政府來更加容易地加以解決。

不過，從實用性角度來講，理解新的下層階級為何形成并非特別重要。一旦形勢開始惡化，那么一個自我加強的循環就會生根，原因是傳統上強大的社會規范已土崩瓦解。由于這一過程已變得具有自我加強性的緣故，哪怕是廢除20世紀60年代時的改革措施(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的)，那么從最好的程度上來說，也只能是緩慢地改變這種趨勢。

與此同時，促使新的上層階級形成的推動力則并非任何人的錯誤，而且這些推動力具有抵御操縱的特性。無論如何，市場頭腦的經濟價值都將繼續增長;無論如何，每一代人中最成功的人士都將傾向于互相結為夫妻。有基于此，最成功的美國人將繼續朝著作為一個階級而鞏固和孤立的方向發展下去。富裕人群邊際稅率的變動不會令這種趨勢有所改變，勞動階級子女獎學金的提高也不會令其有所改變。

唯一能改變這種趨勢的是，所有階層的美國人都認識到存在文化不平等性這個問題，并認識到必須做些什么來解決這個問題。這里所說的“做些什么”與政府推出新的計劃或法規無關。公共政策當然會對文化造成影響，但不幸的是，無論是保守的社會工程還是自由化的社會工程，都會帶來同樣可怕的計劃外后果。

我心中所想的“做些事情”，必須從美國家庭個體以自身利益及其子女利益為依歸來采取行動這一方面作出定義，而要在漁鎮這樣做就必須獲得來自于外部的支持。公眾美德和美國勞動階級的參與仍舊是解決問題的核心，前提是那些試圖做正確的事情的人們能獲得他們所需的支援——并非以政府扶持的形式，而是他們繼續堅持的價值和標準得到肯定。新的上層階級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支援措施就是放棄其富有優越感的“判斷缺乏主義”(nonjudgmentalism)。對于已婚的、受過教育的人們來說，如果他們勤勤懇懇地工作，老老實實地養育子女，那么就應毫不猶豫地反對那些蔑視這些準則的人。在婚姻和職業道德的問題上，新的上層階級必須開始以自身為例來進行布道。

“超級郵編”生活的變化要求新的上層階級成員重新考慮自己需要優先去做的事情。這里有一些提議可能會對其起到指導作用：與任何人隔絕開來的隱居生活并未意味著你自己要傾向于自我限制;你居住地附近的人們沒有什么問題需要合作化的解決方案，這種情況傾向于是枯燥乏味的;在新的上層階級“飛地”以外，美國的其他地方仍舊美妙，到處都是聰敏、有趣和令人愉悅的人們。如果你不是這樣的美國的一份子，那么你就是自我剝奪了令美國人變得特別的大多數東西。

這種優先考慮的事項都能在許多類似的決定中得到體現：你將在哪個社區購買下一幢房屋，你將為子女選擇的下一個學校，你將對子女如何闡述體力勞動和兵役的價值和美德，你是否會積極地參加宗教集會(以及你選擇哪種集會)以及你是否會更多地參與社區生活而非慈善活動等。

在新的上層階級中，每個人都擁有足夠的財務資源來作出一系列的廣泛決定，這些決定將是一種決定性的因素，將判定他們是將自身及其子女投入到其他美國人中去，還是選擇自我孤立。唯一的問題就是，他們更喜歡哪種選擇呢。

這樣就完了嗎?沒有什么提綱挈領的計劃?難道我們要相信許許多多的父母將會自發地、主動地為他們自己及其子女做出正確的選擇，從而為這個國家做出正確的選擇?

是的，我們只能這樣相信，但我不認為這是天真的想法。我已經看到了許多的跡象，表明我所描述的趨勢已經令許多人感到擔憂。

如果有足夠的美國人能透視這個問題的本質，那么他們就將修復這個問題。一個家庭一個家庭的來，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這就是美國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