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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媒體人董郁玉為紐約(別墅)時報中文網寫了一篇《我要送兒子去美國讀大學》；兩周后，董郁玉的兒子董一夫，繼他老爸又寫了篇《我要去美國讀大學》。

這對父子，分別從旁觀者和體驗者的角度分析了為何要前往美國留學，中外教育的根本差異在哪里，為何越來越多的優秀學生選擇了留學這條路。

董郁玉，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法學碩士。曾任哈佛大學尼曼研究員，現任《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任。

其子董一夫，畢業于耶魯大學，曾于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曾任耶魯大學《中美通》（China Hands）雜志執行主編。

我要送兒子去美國讀大學

董郁玉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200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在這篇以眾多人名開始，又以眾多人名結束的文章里，弗里德曼講述了他參加女兒高中畢業典禮的感想。他從畢業生的名單中發現，叫“Smith”的只有5個人，而當他自己從明尼蘇達州的一所高中畢業時，他回憶道，“好像只有5個人不叫‘Smith’”。

這篇文章發表后的20多天，我領兒子去了美國。在接下來的一年里，我兒子姓名的漢語拼音也在“稀釋”“Smith”的名單中占據了一行。

有意思的是，就在上個星期，《紐約時報》前北京分社社長Erik Eckholm在Facebook上“曬”出了一張他參加兒子高中畢業典禮時的畢業生名單的照片。這張照片，顯然是全部名單的最后一頁，只羅列了姓氏以U到Z開頭的畢業生姓名。

在這份有120多人的名單中，用大陸漢語拼音拼寫的姓氏，竟有近70人。而弗里德曼在2006年的專欄文章中前后羅列了30多個姓名，可用大陸漢語拼音辨認的名字只有3個。

在我領兒子回國四年后，去年12月和今年6月，我兒子參加了SAT（美國本科入學考試） Ⅰ和SAT Ⅱ的考試。我雖然清楚此道不孤，也聽說過大陸參加SAT考試的考生在把香港的考位占滿后，又開始去占據新加坡、韓國和日本的考位。但是，當我領著兒子赴港，在機場、酒店和考場，看到黑壓壓的來自大陸的考生時，還是被這樣的龐大陣勢所震撼。

不知怎么回事，在兩次赴港的途中，有句話反復縈繞在腦際：“我也到了該領兒子朝它跪去的時候啦”。這句話，出自蘇曉康和張敏的《神圣憂思錄——中小學教育危境紀實》一書。許多年前，我為這本書激動得熱淚盈眶，那時我還沒有結婚。不過，也正是這句話，似乎在警告所有要成家生子的人，在未來都要面對一段因孩子踏入教育的“神殿”而出現在腳下的畏途。這句讓人不寒而栗的話，我過目不忘。20多年過去，現在，輪到我了。我領著兒子，但沒有在中國的教育“神殿”前跪下，以拜上最后一拜——我們用腳選擇了逃避。

現時中國，少有人再“紀實”“危境”。相反，在盛世的景象中，就連弗里德曼也在其發自中國的專欄文章中對中國伸出了大拇指。當然，也正是在中外交口說盛世的過程中，被Erik Eckholm領回美國上學的兒子，有了越來越多可以用大陸漢語拼音拼寫名字的同學。而這些人中，也有我兒子的同學。

還在初二，我兒子班級中就開始有人出國去讀中學了。剛升入高中，兒子所在學校曾借開家長會之機，統計有多少學生想在三年后棄考中國大學而直赴國外讀大學，結果當時有100多名家長表達了這種意向，大體占整個年級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我兒子在上初中時，成績穩定在其班級前列的頭四名男生，全部以出色的成績升入本校高中。這四個人全部選擇了出國讀大學本科，其中一人已在高一學年結束后，申請進入了美國一所著名私立高中。這四人之外，還有一位同樣升入本校高中的特長明顯的學生，也被新澤西一所私立高中錄取。

我兒子所在的北京四中，今年有70多人直接投考國外大學。據學校負責老師介紹，在這70多人中，有90%多的學生被美國排名前30的大學錄取，這還不包括那些在高一或高二出國就讀高中，在國外參加考試的學生。我兒子的高中班級中，一名當年崇文區的中考“狀元”，也是在高一學年一結束，就出國讀高中去了。

很難單純用躲避高考來形容這些出國讀高中和大學的中學生們。這些選擇出國讀中學和大學的學生中，不敢說全部——但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有升入北大、清華的學習實力，并非夸張。而問題在于，北大和清華還值不值得那么多人千軍萬馬去擠獨木橋？

一個曾在《紐約時報》負責報道教育新聞的記者，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后，在某大公司謀得了一個駐中國的職位。一次，在與我談起北大、清華的畢業生與國外普通大學的畢業生的工作表現后，感慨地說，那些在工作中更有創意的國外普通大學的畢業生，如果當年在中國參加高考，那是無論如何也考不上北大、清華的。

當然，在中學生出國的潮流中，無論以中國的眼光還是以美國的標準，也并非所有學生都是可造之材。我一個同事的兒子去年高中畢業后，進入美國中部的一所非常不錯的大學就讀。第一個學期過去，我同事向我轉述了他兒子告訴他的一件趣聞：同級學生中，有一位陪讀的中國母親重金央求其兒子說，“兒呀，如果你能考過一門，媽就給你買一輛瑪莎拉蒂”，結果可想而知。

每年海量涌出國門去讀大學的中學生，和上述能夠把陪讀母親的兒子辦到美國進入知名大學的中介機構，正在同時改變著中國和美國的教育生態。

在香港亞洲會展中心SAT Ⅰ考場，當我聽到國內幾家中介組織在考場舉辦的推介會上，聲稱其可以在一周內“包裝”一個學生，達到美國名校申請要求時；當我看到有考生家長把大陸中介組織按照國外慣例提供給聽眾的免費咖啡、飲料，咕咚咕咚地倒進自帶的碩大水杯帶出會場時，我忽然想起了弗里德曼2006年那篇專欄的觀點和結論。

弗里德曼在那篇文章中說，美國的對手永遠贏得不了未來，因為當他們的油井干涸時，他們的社會就會如貧瘠的沙漠一樣荒蕪；而吸納了全世界人才的美國之井卻仍將汩汩涌動。弗里德曼還斷言，美國仍是吸引全世界人才的最大磁石，因此，這邊的中國人將戰勝大洋那邊的中國人。

真是這樣嗎？這，恐怕得問我兒子他們那代人了。

我要去美國讀大學

董一夫

我老爸剛為紐約時報中文網寫了一篇文章：《我要送兒子去美國讀大學》。我就是文章中提到的那個兒子。

文章我讀了一遍，感覺驚異。已經開始丟三忘四的老爸，絮叨起我同學的事情，記憶準確，如數家珍，其中有的同學出國的事情，我好像只在吃飯的時候提過一句。看來真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啊。

不管怎樣，我把這篇文章轉給了文中提到過的已經在國外讀高中的幾位同學。其中一位同學（我中考那年的崇文區狀元）回信給我，說經過一年的國外學習，她的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原來只想著能上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學”，“現在想的是要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

對她觀念發生的變化，我一點都不奇怪。這就像我在美國讀書的那段時間（2006－2007年，小學六年級）發生了許多變化一樣。但是，在美國的時候，對將來要在哪里讀大學的問題，我并沒有確定的想法。盡管我的“忘年之友”、幾位來自北大、清華等中國名校的哈佛博士生不止一次地勸我，“一定要出來讀大學”，并告訴我說“出來之后才知道大學的時間浪費太多了”……但是，我對當時看來還很遙遠的問題根本沒有什么概念。

那時，我主要忙于應付美國學校的功課。都說美國的學校課業負擔輕，功課不緊張。但這要看從哪個角度講。數學課，一學年下來也沒有幾次作業，確實不具太高挑戰性。但是，我在的學校有一個作業天天都有，那就是讀書筆記。這個作業要天天寫，老師每周都要檢查。

開始的時候，我以為可以用國內語文課上的“讀后感”模板來應付讀書筆記，也就是一般先把書中內容梗概寫一下，再寫幾句心得便可。哪知道，老師的“朱筆御批”（書法直逼英文狂草，極難辨認）總是問題一大堆。這些問題對我而言，簡直“太傷自尊了”。我實在弄不懂，他的那些問題和我讀過的書有什么關系。大概在頭幾十篇讀書筆記中，老師幾乎在每一篇批語中，都寫著“我需要你的reaction”，“你的thought呢”，“你的idea是什么”，“給我你的viewpoint”……你的，你的，你的；我的，我的，我的。書讀到這個份上，才知道看別人的書，為的是生產自己的想法。

我老爸在和批改我讀書筆記的老師面談時（類似中國家長會，但談學生情況都是一對一面談），曾委婉地請老師對我讀書筆記的用詞、句式和語法等“多加指點”。老爸事后說，老師對他說的一番話，讓他覺得“不好意思”（我理解那其實就是無地自容的意思哈）。老師對老爸說，不要擔心一夫的英語（語法），書看多了，錯誤自然就少了；不會說話的人少，不會思想的人多……

這些話讓我明白了，我每天的作業，其實就是在教我思考，啟發我思考，“逼迫”我思考。為了完成這種要有自己的reaction、thought、idea和viewpoint的作業，我不得不看更多的書，上網找更多的資料。慢慢地，“朱筆御批”中的內容變成了“商榷”和探討，而有時則干脆是我的名字后面加上兩個英文單詞：“Great job（非常好）”。天天讀書“寫作”的結果，就是我在插班的第一個學期末，不僅在數學和科學，而且在戲劇等全部八門功課上，都得到了A。

那種每天都需要你用創意去完成作業的生活在回國之后中斷了。先是我發現在美國我一天登陸無數次、幾乎所有學生都離不開的維基百科網上不了。這個嚴酷的事實，令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維基百科，我將怎樣面對今后的作業。我曾聽老爸在和別人聊天時說，回國后不長時間，他遇到了一個已經當了部長的北大校友，問他，該怎么向一個孩子解釋這個國家為什么要封鎖維基百科網？

大概就是在這次談話過后不久，維基解封了。這件事，肯定與我老爸的牢騷沒什么關系。但是，我也敢肯定，那個與負責此事有關的“校友”，在決定解封維基時，不會投反對票。謝謝您啦，那位伯伯！

維基解封了。但我發現維基也用不著了。因為我每天的作業都是有“標答”的，根本不用勞維基的大駕。我的作業中，也讓你看“四大名著”，但這些閱讀，與其說是讓你從閱讀中發現什么，創造什么，還不如說是為了讓你記住某些“別人”希望“教化”你的幾點結論性教條。對這樣的閱讀，我從來也不勉強，寧可在此失分。

在主動“失分”方面，還有更生猛的同學。進入初中三年級，中考的壓力日增。老師出了個作文題目：“初三”。我的一個同學（就是老爸文章中說被新澤西一所中學錄取的那位），“勇敢地”以此為題描述了他在大年“初三”那天的快樂生活。當然，在老師進行講評的時候，他可沒從他這個另類創意中得到什么快樂。

我們的考題中，也有看似需要“創意”的題目。一次，高一政治考試中，一個題目需要“談談你的看法”。在試卷講評時，老師“愛憐”地對在這個題目上汪洋恣肆卻沒得分的同學說：“孩子，你真的以為要你談什么看法呀？！”在同學們心領神會的暗笑中，這些將來幾乎肯定都會進入中國重點大學的“精英”，自然而然地給“標答”和“自己的看法”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來看這道題目：“請對比西奧多·羅斯福與伍德羅·威爾遜的外交政策”。再看這個：“請分析18世紀80年代的政治、經濟和外交危機是怎樣影響美國1787憲法中的條款的”。這兩個題目，是我準備AP(Advanced Placement)美國歷史科目考試時需要思考的幾百個類似題目中的兩個。這種題目，在教科書中是無法找到“標答”的，僅羅列史實也是不行的。

我知道，如果要回答“對比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外交政策”的問題，尤其是要對政策和人物作出“談談你的看法”的評價時，那是需要一定資格的。但是，試想，一個從中學時代起，就要對國家的外交政策不斷發表看法的人，和一個進入外交部門才知道外交為何物的人，在對世界大勢和國家利益的判斷上，哪一個更有可能把握得恰當一些？

需要創意的思考，在國內學校屬非主流。為SAT備考，為AP備考，我都是利用高一和高二期間免修英語課的時間。即便如此，你也必須時刻警惕著，不能讓那些激蕩你大腦的問題闖入“標答”的地盤。在學校，我們的“研究性學習”項目還只有2個必修的學分。而類似（引自劍橋大學國際考試局的）SDP（Skills Development Programme）等培養批判性思維、激發創意的課程，在我們學校也只是被列為選修課，而在其他學校，類似這樣的課程，可能都沒有被列入選修課表。好在當我和幾位同學參加完在田納西大學舉行的DI（Destination Imagination）全球總決賽后，我知道了一個地方的非主流，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就是主流。

上次出國前，一個“海歸”姐姐對我說：“千萬別以為到了美國就自然會說英語。”這句話，我記住了。同樣，我知道，到美國讀大學，也并不一定就會用好美國的教育資源。我老爸把我送出國門，修行當在我個人啦。